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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逐月华流照君

时间:2016-11-01  来源:  作者:孙萌萌
      台胞洪月华是中央音乐学院成立后的第一批学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里写:“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她也曾感受过与亲人被浅浅的海峡阻隔的那“相望不相闻”的凄凉。因此,她尽自己所能帮助那些前来投考中央音乐学院的台湾学生,把自己的思念倾注到这些故乡来的孩子身上。如今,两岸交流日趋通畅,她也已经如愿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同看故乡的明月。这漫长岁月里的绵绵幽情,也变成人生中珍贵的礼品。

第一批学生

“母亲说,父亲十分喜欢孩子。每天一下班,他总是放下皮包就把孩子抱在手里。”洪月华说,“唯一的遗憾是父亲早早去世,他那份浓厚的父爱我跟弟弟都没怎么享受到。”

1929年,洪月华出生在沈阳一户普通的台籍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与母亲都曾经赴日留学,一家生活十分幸福。然而在洪月华3岁那年,父亲意外去世。不满30岁的母亲独自拉扯两个孩子,日子便渐渐艰难起来。即便如此,洪妈妈仍悉心地教育一双儿女。中学时,洪月华参加了《五月的鲜花》的作曲者著名作曲家阎述诗组织的谐和音乐团,学校的音乐老师也看出她的天分,免费教她弹钢琴。就这样,洪月华早早奠定了音乐方面的基础。

1948年,洪月华的母亲带着弟弟到北京投奔她的外祖父。尚在念高中的洪月华毕业之后也随即跟来,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正式走上了音乐道路。

“1949年11月的一天,早晨7点多钟,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被叫起来登上大卡车往天津走。到达的时候已是晚上9点,天都黑了。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高铁半个小时的路程,我们走了整整一天。”洪月华说,“当天晚上,学校领导给我们宣读文件,几所艺术院校合并成立了中央音乐学院,我们所有在读生都成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

就这样,洪月华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这所新中国成立后水平最高的艺术院校所培养的第一批学生。

“学生们刚到天津时条件十分艰苦。分给我们的校舍是日据时的一所小学校,在多年的战火中已经有多处损毁,我们到的时候窗户上连玻璃都没有。正是11月末,没有玻璃晚上连觉都没法睡。于是师生一起动手,先用纸糊好窗户,再休整校舍,胼手胝足上起课来。”

洪月华至今难忘的是在校期间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们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因为我身体不好,还曾经休学一年。学校分了房间给我养病,老师们也非常照顾我。出于对我身体的考虑,在毕业分配时还特意让我留校任教。”就这样,洪月华把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中央音乐学院。

海峡那边的“女儿”

1977年,一个年轻女孩出现在了中央音乐学院。这个孩子弹得一手好钢琴,还说着流利的日语。经人介绍,洪月华惊讶地得知,她叫欧惠红,是个台湾姑娘,父母如今已长居日本。这次,她是特意从日本来到北京,准备参加中央音乐学院的入学考试。正在台盟工作的陈炳基找到了洪月华,希望同为台胞的洪月华能帮忙照顾照顾这个小姑娘,帮她处理一下学校的相关事务。

那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年,在那个年代,欧惠红的到来实际上是给洪月华和中央音乐学院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让她入学,就意味着可能要承担政治责任。“孩子的入学问题需要经过一层层审批,以至于她的签证就快要到期了,她还没有拿到通知书。”欧惠红心里着急,洪月华心里更着急。她不愿欧惠红不远万里跑这一趟却最终错失学习机会。

“好在我们的校长还是具有更长远的眼光,在他的拍板之下,一切手续终于在欧惠红回日本之前都办好了。”洪月华说,“1978年,她正式到中央音乐学院报到上课。但那时她的身份还不是正式学生,而是‘进修生’。”

刚到北京来上课的时候,中央音乐学院还没有能够解决欧惠红的住宿问题。洪月华又在这时候站了出来,把孤身一人到大陆求学的她接到自己家里住。

“那时候我家条件也不是很好,欧惠红跟我母亲、我女儿洪仪三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屋子太窄,只能摆下两张床,每天晚上都要现搭钢丝床。两张床中间夹着一张小方桌,也充当全家的饭桌。到吃饭的时候,就把方桌拉出来,连椅子都摆不下,只能坐在床沿。”

就这样,欧惠红跟洪月华一家住了好几个月,直到学校为她解决了住宿问题。

洪月华说:“最值得高兴的是在欧惠红毕业之前,她由进修生顺利转为正式生,如愿拿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证。”在她的眼里,学生能够取得成绩、幸福顺利地走向未来,是一个老师最快乐的事。毕业返台之后,欧惠红一直与洪月华保持联系,随着两岸关系逐渐解冻,她还时常带着自己的孩子到北京看望昔日的恩师。“在我眼里,欧惠红她们,就像我来自故乡的‘女儿’一样。”

有了欧惠红顺利毕业的成功“范本”,前来投考中央音乐学院的台湾学生渐渐多起来。相关部门也找到洪月华,希望她帮助孩子们顺利考学。洪月华更加忙碌起来:“有些孩子过来的时候一些科目还达不到中央音乐学院的要求,就需要补习。比如我是教视唱练耳的,学生这门课水平不行,我就亲自给他们补习;别的课不行,我就帮他们在学校里找相关的老师为他们补课。还有些学生,专业水平不够,还需要再帮他们找专业课的老师,甚至帮他们选专业。比如这个专业可能考不上,看看别的专业是不是更有把握。”

在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下,不少台籍学生都与洪月华结下了深厚的情意。

曲折回乡路

参加工作几十年,有艰辛劳苦,也有桃李满园。洪月华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到父亲长大的故土去看一眼。而最终这个愿望的实现也和中央音乐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95年,台湾著名指挥家陈澄雄携台湾省立交响乐团到大陆演出。作为音乐界的台胞,洪月华也参与了接待和交流。

“有一天,陈澄雄问我:‘洪老师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台湾淡水人。’陈澄雄听了很惊喜,问我是否回去过。我如实告诉他,照规定只有‘二等亲’(直系亲属)能够回台探亲,我不符合条件。他便安慰我说:‘我来帮你想办法。’第二年,他果然邀请中国青年交响乐团赴台演出,由我们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刘霖带队,我也在同行之列。借着这座‘音乐桥’,我也得以回乡看望分离近半世纪的亲人。”

洪月华说,她最思念的是抗战胜利后携家眷返台的三叔:“父亲早逝,三叔对我们一家关顾良多。记得当时返回台湾的时候,三叔曾经劝我母亲带上孩子跟他一起回去。但我妈妈一来亲人都在大陆,二来又不会讲闽南话,便没有同行。当时谁都不知道,竟要分别数十年之久。”

两岸得以互通消息之后,三叔也经常打电话来,询问洪月华母亲的身体状况,关心姐弟俩的工作、生活。然而,按照当时台湾主管部门的规定,洪月华与三叔的关系属于“三等亲”,并不在获准返台探亲之列,因此,即使相互十分挂念,她仍无机会回去看看老人。

此次赴台演出,洪月华早早给三叔打了电话,问清路线准备回家探亲。按照当时赴台的规定,洪月华是不能“脱团”独自行动的。但带团的刘霖对她说:“洪老师,你的情况我们都清楚。到了台湾以后,如果有什么亲戚要见,你可以自便。只有两点:第一,最好提前告诉我们你去哪里,以免临时有事找不到你;第二,晚上一定要回来。”

有了大家的支持,洪月华顺利见到了盼望已久的三叔。

洪月华说:“回去看三叔那天,天正下着雨。我们到的时候,远远就看见老人家撑着伞等在门口,也不知已等了多久。那时,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下来了。”

当年分别时,洪月华还是个青春少艾的小姑娘,而再见面,她已经两鬓斑白。数十年风雨摧折了人的容貌,但却吹不散浓浓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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