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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世家报国情

时间:2016-11-01  来源:  作者:孙萌萌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曾说:“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这是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一个世纪里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思考。魏丽惠诞生在一个医药世家,伴着祖国的命运,她的祖辈、父母用自己精湛的医术默默建设着祖国、造福着人民。这一段医缘与绵绵的爱国情怀,也深深影响着她。

“我一定要回大陆。”

魏丽惠出生在一个医药世家。她的父亲、祖父都是医生,而外祖父这边行医的历史更长。母亲王碧云的曾祖父王杰传跟随外国传教士学习西医,是台湾最早的一代西医。魏丽惠的父母魏正明、王碧云1941年在日本喜结连理,按魏丽惠的话说,这个小家庭的迁徙,是被母亲的“革命”牵动。

“母亲在台湾时就已经对日本人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十分不满,一心要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如愿到了日本之后,她受外祖母影响成为了一名助产士,是圣路加国际医院妇产科的第一名女学生。”魏丽惠说,“她不愿毕业后再回到台湾去被日本人欺负,于是旗帜鲜明地告诉爸爸:‘我一定要回大陆。’爸爸很受鼓舞,决定跟她一起走。”

战争的硝烟逐渐淡去,1945年,日本投降了。已经完成学业在九州开办私人医院的魏正明夫妇见到回国时机已到,立刻关闭医院、变卖房产,准备回国。

一个阴雨的下午,魏正明正跟妻子在屋檐下避雨。忽然,两人听见陌生国度里有人在讲汉语。王碧云好奇地上去搭讪,原来是一群来自中国的普通劳工。

“劳工对我母亲说:‘帮帮我们!’这些人都是抗日战争时被抓到日本的普通中国劳工,日本投降了,他们却没人管了。”因为能够熟练使用英语和日语,王碧云不顾自己已经怀有身孕,自告奋勇前往美军的驻日机构,同美军交涉。“妈妈对美国人说,这些人是中国人,她愿意以个人名义担保,一定要把这些劳工带回大陆。”

这一年,她27岁。

在积极的斡旋下,这700名劳工终于如愿与魏正明一家一起坐上了返回大陆的船。他们一家带了十几个大箱子,里头装的不是衣服细软,而是各式医疗器械。利用这些设备,魏正明夫妇在北京救世军楼(今首都剧场后身)内开设了正明医院和正明助产学校。

“回到祖国后,父母怀着满腔的爱国情怀为大陆的百姓奋斗。父亲听说抗美援朝的消息,就在自己的医院做了动员,组成‘志愿手术队’前往东北救治伤员。母亲一个人撑着医院,又要照顾家里,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也没要国家一分钱。”

困难中成长

“我父母,算得上是20世纪返回大陆的台湾人的缩影。”这是魏丽惠的第一句话。魏丽惠的外祖母、母亲都是助产士,这也影响了魏丽惠的专业选择。“受母亲和外祖母影响,我学医的最初志愿,就是学妇产科。”

1967年,魏丽惠从北京第二医学院毕业。年轻的她不愿意在家待业,毅然走进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在基层少数民族地区,当起了一名妇产科大夫。

“在甘肃,我才体验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妇女生活、生育条件的艰苦。当地妇女生孩子甚至不能进正屋,而是在柴房甚至土堆上生孩子。我们全是些刚毕业的学生,经验又不够,很多时候还要现翻书。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宿舍与诊室连在一起,有时我同学在外边看病,我就躲在帘子后的宿舍里拼命翻书做诊断。但是,少数民族群众对我们这些年轻医生都十分尊重,我也是在那里磨练提升了自己的医疗技术。”魏丽惠说,“后来不少急症我可以‘临危不乱’,是因为在甘肃更紧急危险的我都已经见过了。”

魏丽惠说,除此之外,父母对她不懈的要求也是她在偏僻落后的山区仍然能保持并提升技术水平的重要原因:“每次回北京探亲,我都没有闲着的时候。父母总是会把我送到大医院去实习,学习最新的技术。晚上回到家,父亲还会让我坐在书桌旁,监督我做外语翻译练习。”

1975年,31岁的魏丽惠调回了北京。这时,这个爽朗的姑娘已为人母。身份的转变让她更加明白妇产医生的重要性,于是,她更加全力以赴地扑在工作上。1989年,魏丽惠被选派到日本进修。不少亲友,包括母亲都劝她留在日本读完学位,直接留日工作。但倔强的魏丽惠毅然回到了人民医院。“我跟母亲说,我认为国内的平台更好,别人出国是别人的事,我有我自己的选择。”

事实证明魏丽惠的选择没有错,经过不懈的努力,从一个普通的小大夫成长为第九、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妇产科学会委员,全国妇产医学界的顶尖专家。

“既然干了,就无怨无悔。”

辉煌的成就,离不开自己奋力的拼搏。但是,回想起这一路走来,魏丽惠还是频频地感激自己获得的平台,和追求事业过程中帮助和支持自己的人。

“孩子4个月我就上班了,在这一点上,我特别感谢我的先生。在我追求事业的时候,他非常支持,帮我顾着孩子,顾着这个家。以至于唐山地震派我去医疗队赈灾的时候,单位好多同事都不知道我家有那么小的孩子。”

1976年,地震后的唐山;2003年,非典时的北京。在全国都笼罩着焦虑和担心的时候,医生身上的白色,显得那么纯洁。

这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魏丽惠都奋战在一线。

说起唐山地震,魏丽惠并不显得十分沉重。“在唐山,我深深受益于我在甘肃偏远地区十多年的基层经验。我们的工作强度很大,但效率也很高。10个人的医疗小组看了1000多人。伤情危重的在第一天治疗,只是磕破脑袋、划伤胳膊那些,都得往后排。”魏丽惠说,“部队没有全开进来的时候,有些地方还缺医少药,在这种情况下,我跟同事们用了不少‘土办法’去救治伤员。”

而到了非典时期,硬件条件已极大改善,魏丽惠仰赖的,则是数十年行医生涯所积累的危机情况面前的从容。2003年非典疫情刚刚发生时,人民医院被定为非典病患的接收单位,疫情最严重时,整所医院都被隔离,魏丽惠急着把不少非危重的病人安排出院,自己却留在了隔离区里。

“我们有很多科室主任都自愿留下了。”对自己的选择,魏丽惠没有多说,却强调,“而且还有不少医务人员火线入党。有些人开始还有些担心,我就安慰他们说,只要做好防护,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一些医生说:‘魏老师是全国人大代表,她都没走,留下来肯定没事。’所以在隔离的整个过程中,隔离区的秩序很稳定,大家也没有恐慌。”

旁人猜测隔离区内的生活,必定先描绘出一幅穿着防护服神情紧张地抢救的画面。但魏丽惠笑着说:“其实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垃圾!”

为了尽量减少隔离人数,隔离区内的清洗员都已撤走,各个楼层的垃圾都无人清扫。于是,留在隔离区里的医生最先处理的问题,就是清理各楼层的垃圾,维护医院环境卫生,以免滋生其他疾病。除了日常巡诊,还要注意安抚隔离区内病人的情绪,让大家心情舒畅,安心养病。

“被隔离了,我先生就带着孩子来给我送些水果啊什么的。我也见到我们的医生站在楼上,丈夫抱着孩子站在隔离区外面,一家三口就这么静静看着对方。”说到这儿,魏丽惠的眼睛亮晶晶的。

“我有时跟人说,我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主要是平台好。把别人放在我这个平台上,可能别人也能成功。我们一家都是医生,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我才敢说,医生就是个奉献的行业。既然干了,就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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