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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岸黄鹂互唱酬

时间:2016-11-19  来源:  作者:孙萌萌
 


白少帆

 

听过白少帆的经历之后,你会觉得他的人生充满传奇。他的家族是台北望族,而他则继承了蒙古贵族的母亲的一张特征鲜明的蒙古人的脸。他少年时是个狂飙突进的红色浪漫主义者,更出人意料地放弃欧洲优渥生活返回大陆定居。然而无论是多么跌宕的故事、多么感人的悲喜,在白少帆的口述中,都是那样淡然而从容,就像千百年来最最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离开台湾避避风头”

“我们家祖籍是现在的厦门,当时叫‘思明州’。我们整个家族随明郑水师过海,留在台湾300多年,从军垦向农垦转移,开发了台北盆地。在台北,经过了整整十代人。”白少帆说。

到了白少帆祖父这一代,家人早已不用从事农业劳动。他的祖父母,尤其是祖母对白少帆一生的学术追求与志趣影响颇深:“日本人来了以后不许台湾人读汉书,我祖母的父亲是个传统知识分子,就在家里开办私塾,教育自家的子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我的祖母是当时少有的懂得诗书的妇女。她到了暮年,满头白发,仍戴着玳瑁眼镜坐在灯下读书。这样的家庭氛围,让追求知识成为我本能的动力。”

白少帆说,祖母常对他说自己是“清代的人”,甚至是“明代的人”。她熟悉闽南语,并将闽南语教授给了白少帆。“闽南话从唐五代以后基本没有变化,可以说是中国古汉语的活化石。而我在音韵方面的能力正是仗着祖母的传授:那些中唐古音,我不用看韵书,很自然就用在格律诗里。”

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白少帆的读书生涯自然十分顺利。他从台湾大学拿到法学学士、文学硕士,并开始攻读博士。在一切看起来都一帆风顺的时候,他的导师突然要他离开。

对于如何离开台岛,白少帆解释不多。他淡然地说:“我是(上世纪)60年代的青年,60年代的世界是左翼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是个‘红色’的时代。青年人的想法就是要改变现实,我自然也不例外。这种思潮,并不是亚洲独有,而是在全球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由于受到红色思潮的影响,白少帆成为了当时台湾监视学生的社团组织“救国团”的“关注”对象。这件事被白少帆的导师发现,他马上通知白少帆:离开台岛,去“避避风头”。

虽然是被迫出走,但白少帆的心中还是充满了红色的浪漫想象:“我想,台湾太小,但世界很大。我要渡过最大的水面,越过最大的陆地。”于是,他借访学之机出奔法国,在法执教,直到1982年,白少帆作为“来华定居专家”,由当时的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引进回国,落户北京。

“还了母债,还了父债。”

返回大陆之后,依白少帆的专业,北京师范大学等大陆知名学府都邀请白少帆去任教,但他却选择了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对于这个选择,白少帆只淡淡解释为“个人的兴趣”。然而随着叙述,他感喟到:“民院(中央民族大学)10年,我其实是在‘还母债’。”

“我祖父具有反日思想,一天到晚在家背着手吟诗思念故国。日本人认为这都是读旧书的过错,因此强迫他把孩子送到日本留学。我父亲被安排在日本的一所华族(贵族)男校读书,他在相应的女校遇到了我母亲,与她相恋结婚。我母亲出身于一个蒙古旧家庭,一个海岛人与一个草原人结合,这样的婚姻当时还没有第二例。由于政治原因,我的外祖父迁居哈尔滨,而我就是在哈尔滨出生。1946年,母亲随父亲过海到了台湾,并在岛上去世。当时我母亲在台湾受了很多委屈难与人言,连想吃牛羊肉这点心愿都无法满足。因为当时台湾人不吃牛肉,羊肉又特别膻。直到后来开放进口新西兰的牛肉,母亲才吃到她喜欢吃的味道。我想,‘父债子还’,父亲把她‘骗’到台湾来,我在民院教书,算是还报母恩的万一吧。”

白少帆把民族学院称为自己工作上的“初恋”,直至今日,他仍经常跟民院的老同事聚会。“在民院,只要你听到哪里有歌声,闻到哪里有酒味,就可以进去跟他们很自然地融在一起。我在民院上课,跟学生讲,我叫白少帆,我是蒙古人。台下哄堂大笑,学生都戏谑我说:‘老师,你浑身都是海水味!’而我就是这样悠悠地在民院度过了10年时光,也完成了我对大陆生活的适应过程。”

此后,白少帆被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那时候的古代室是社科院的‘拳头’研究室,人才辈出。那些老研究员,很多十七八岁离开故乡,但到了七八十还是满口家乡话。你让他上讲台讲课他可能不行,但自己的学术研究水平是非常之高。与这些老研究员在一起,是我平生的缘幸。”

1995年至1998年,白少帆被借调到华侨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兼艺术系主任。“如果说民院是‘还母债’,那华侨大学这三年,就算还了父债。”在华侨大学任教期间,白少帆细致地观察闽南人的生活习惯、语言特点、体貌特征,算是为早逝的父亲完成了一次“寻根”。

“台湾回来我回去。”

白少帆说,回国35年,“为什么回来”这个问题他被问了不下千次,而他的回答,也“过”了千遍。“不是捉摸不定,而是还有很多我最里面还没有想到的事。”

在他看来,追寻自己毕生所学的知识的源泉,是他回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的学术土壤在大陆。”白少帆说,“在台湾,我们学的都是‘整个中国’的部分。我们这一代台湾人所学习的,都是全中国范围的历史、地理。但是,对于从没到过大陆的学生来说,那都是虚的,是从概念到概念。我认为探索传统文化的人,必须回来脚踏实地。举个例子,唐诗里写‘二十四桥明月夜’,我只有真的到扬州印证,脑子里的概念才能化成现实。”

回国前,白少帆已在海外汉学界声名鹊起,然而在他心里,是40岁回到大陆后,他的学习才真正进入了一个具体的、实质的阶段:“回到大陆以后,我的智识才算真的成熟。”

“我多年的积累在大陆终于落成了现实,概念和实际终于‘扣’上了。那种感觉真的很幸福。”说到这,一直淡然从容的白少帆拍了一下大腿,由衷笑起来缓缓说了四个字:“莫大欢喜。”

1998年,白少帆获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这一纸聘书,正中白少帆的心事。“我年轻苦读,中年浪迹,该有一点静下来的时光了。读书人除了行万里路之外,应该要寻师访友,钻研学问。文史馆里头这些大家,正好是我切磋的对象。”

“我刚进文史馆的时候,是整个文史馆里最年轻的,文史馆从来没有一个57岁的馆员。谁知岁月如梭,18年过去,我也成了个老馆员了。”

白少帆说,自己在文史馆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从头整理所学,继续自修:有没有没读过的书,去读一读。另外就是编了几套大书,例如《中国地域文化》三十多册,费了好几年工夫;从清末到现在馆员的诗《缀英集》等等。”

回顾自己的学术时光,白少帆感慨地说:“做国学的人,绝对没有搞独立的。”在他看来,台湾与大陆的联系,是深入骨髓的文化纽带:闽南文化保存了中国中古音韵的样本,而台湾的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又都是中国文学不可剔除的重要部分。这种亲密的关系,不是靠政治因素能够砸断的。

“关心我的人都问过,怎么不回台湾看看。前几天几个厦门的朋友来也问我这个问题,我跟他们说:‘很简单,台湾回来我回去。’当时满桌都是掌声,但在我心里,这不是情绪性的话:我在大陆过得很好,更习惯北京的气候,习惯北方的口味。在大陆,我的所学臻于成熟,我女儿培养得很好,我不需要回到台湾去。我的这种姿态,一来我对得起我的工资,二来也是给我台湾的家人一个回答:史上台民再次内渡的我,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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